Sep 262009
 

饭桌拾遗——家族儿女的上大学之路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母和哥哥姐姐,向他们表达敬意。同时庆祝爸爸82华诞生日(2009年农历八月初九)以及爸爸妈妈六十周年结婚纪念日(2009年农历八月十五)。

我们家四个孩子,每一个考大学的经历,饭桌上从爸妈嘴里听来,都是那么曲折又扣人心弦。

大姐生于1953年,17岁、初二时即遭下放,在长丰县的一个农村苦耕了近六年。那个村生活苦,劳动强度大。农忙时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在田里劳作到晚上七、八点才收工,真个是“披星戴月”。回来后还要给当地农民上一小时夜校课程,为他们扫盲。如此辛苦,伙食却很差,经常是白饭泡开水,倒点酱油做菜。有时村里没吃的没用的,还要知青们从家里东拼西凑带点东西去才能度日。大姐至今脸上、手上的皮肤,还残留着当年毫无防护措施下,喷洒农药留下的斑斑痕迹。

那是一个“读书无用”论横行的年代,“知识越多越反动”。但爸爸觉得这种状况不会长久,否则中国就没有希望了。而且他说人必须要有知识,没有知识就没有发言权。他托朋友弄来中学数理化课本,让大姐自学。不懂的地方记下来,等学到后面,前面有的地方懂了,就把问题划掉;始终不通的难点,回家时请爸爸当中学老师的朋友指导。知青们每年在和农民一起过完“革命化的春节”后,有十天左右的时间可以回家。爸妈还借了三十二块钱——那几乎是全家一个月工资的三分之一——买了一台“友谊牌”袖珍收音机,让大姐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教学节目,自学英语。我们家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八口之家,仅凭父母两人的工资度日,爸爸诗曰“年年衣食难周”。直到80年代初期,哥哥姐姐都工作了,家庭经济状况才好转起来。爸妈儿女心很重,不忍苦孩子,总是苦自己,经年累月养成了习惯,以致后来经济情况好转了,饭桌上还经常推让,有时惹到儿女动怒才罢休。买这么贵重的东西,是要挨饿的,真正地从牙缝中省出钱来还债。这台小小的收音机,后来陆续流转到哥哥和两个表哥手中,继续充当自学英语老师的角色。它对改变两位表哥的命运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帮助这两个地地道道农民的孩子,先后依靠英语当上了教师,吃上了“皇粮”。但它之于大姐,意义不仅如此。大姐说当时家里那么苦,爸妈还买了这台收音机给她,让她一想起来就感动无比。它成了一个爱和独具慧眼的象征。在她的学习之路上,包括后来上大学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想到这台收音机,心里就好像有了巨大的动力,激励她克服所有眼前的困难,奋力往前走。

大姐非常刻苦,每天在那样繁重的田间劳动和 夜校扫盲班之类的活动后,坚持偷偷摸摸地自学。偷偷摸摸,是因为当时学习是一件不甚光彩的苦差事,甚至会被说成“反动”,尤其是学英语。在别人休息、打牌、聊天时,她抓紧一切可资利用的时间自学。有时下地回来,泥在腿上来不及洗,最后学完了太累了就合衣睡去。妈妈每念及此,都会红了眼圈。大姐以几乎是一个小学毕业生的功底,依靠好的学习方法,以及超人的刻苦奋斗精神,自学完了全部初中和高中的数学和物理课程,并奠定了英语基础。不难想象,她后来在大学里的学习成绩是如何的出类拔萃。

大姐是一个非常淳厚又热情的人,干活不惜力,和农民们打成一片,在当地被尊称为“土秀才”,得到从公社、乡、县到省级的各种“先进分子”奖励。但每次招工、招兵、推荐上大学,名额都轮不到她,因为我们家没有权势和金钱去做交易。那时候是没有“高考”一说的——高考在“文革”中被废除,大学停止招生,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名额很少,凭组织推荐。资源的匮乏,权力的集中和暗箱操作缺少监督,必然产生黑暗与腐败。这在70年代知青回城名额的分配上早就体现出来。想得到名额,要么你有很硬的关系,再送点东西,要么你送很多在当时值钱的东西——米、煤、手表等等,或直接送钱,还得有点关系。公社里掌握决定权的干部可以因此变得很肥。现在想想,大姐当年在农村里日复一日地种地,眼见身边表现不如自己的同伴一个一个地回城,却不知自己的前途在哪里,非常有可能一辈子就呆这儿了。以她十几二十岁的年纪,能挺过那段无望的艰苦岁月,而且自学不辍,实在令我钦佩。当然这和我爸的人生指导息息相关。每年这些令人向往的名额分配后,爸爸都要下一趟农村看望大姐,找个单独的地方跟她谈话,开导她,鼓励她,帮她克服沮丧情绪,鼓起希望继续努力。爸爸说其实那时他们心里更苦:眼见女儿这么优秀、这么艰苦奋斗,却因自己无权无钱而耽误在农村,吃苦受累,实在心酸。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话说1975年,大姐所在公社的下放知青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名额出奇得少,只有一个。各路关系大显身手,挤破了头。这一年公社里负责知青工作的下放干部叫杨振莫(音),据说是杨振宁的弟弟。他看过材料后,首先提出应该选我姐。他曾经看过一封我爸写给大姐的家书,对里面的许多见解印象深刻。当时公社的头头们正为无法摆平各种关系而苦恼,这个符合“择优推荐”标准的提议倒是可以为各方接受。大姐于是因为没有关系又表现优异,被神奇地选上了。

公社原则上同意推荐大姐后,给了大姐一张报名表,让她本人申请是去读中技还是大学。大姐拿了这张表回到家里商量。我家有“民主集中制”的传统,遇到难题、大事,常召开家庭会议。父母孩子在家庭会议上畅抒己见,交流甚至争论,是为“民主”;最后由我爸做定夺,是为“集中”。在为这次填表而召开的家庭会议上,爸妈和大姐自己因为前几年的落选而心生自卑,觉得填个中技算了,太“高档”怕遭不测,到时被人挤下来连中技都泡汤了。但哥哥主张报大学。他说大姐的表现和成绩最优,理应上大学;如果自己放弃,那别人正好顶上;而且报了大学,万一有人挤,还可以退一步守住中技。爸爸觉得有道理,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爸爸说,哥哥一直调皮捣蛋,读书不刻苦,从那次家庭会议开始,他觉得儿子还是很有点头脑和分析能力的。

名额上报到县里,县招生小组需开会讨论通过。有人提出,大姐的家族中有人被镇压过,历史成份不好。牵扯到政治问题,人们都安静下来。这时招生组组长,当时的县委书记,了解了一下具体情况,表态说,这个被镇压的人离得那么远,大姐可能都不认识,应该不成其为问题。这位书记说来也巧,不久之前生病住院,医院院长是我爸的学生,跟他提起过我姐的事。关键时刻他表了态,大家于是就通过了。

招生小组里有两位安大派去招生的老师。其中一位的女儿到我家报喜,我妈正在睡午觉。小姑娘后来跟人家说,我妈当时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衣服都没穿”。妈妈每次说到这里都哑然失笑,澄清自己穿着睡衣呢,没穿外套罢了。但我家人始终不敢确信这是真

的——以前有好几个名额的时候都轮不到我们,如今只有一个,反倒撞上了?真的能成吗???直到手里捏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心才踏踏实实地放下来。

 

人的命运真是不可捉摸,“塞翁失马,焉知祸福”的事情在每一个人生路口都有可能上演。大姐因为名额少反而被选中,脱离务农苦海,被推荐上了大学,算是“福”;不料却因此失去两年后参加高考的机会,变成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某种程度上又成了“祸”。工农兵大学生,这个毛时代末期教育制度改革的产物,因为生源素质差,教育水平差,最终成为历史的弃儿,在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停止招生,学历则长期游离于“正规军”之外,价值低人一等。许多工农兵大学生出身于当时有政治背景的干部家庭,又被政府委以“上大学,管理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重任,思想、行为上可能更像个领导而不是学生,在大众中口碑不佳。“工农兵大学生”成了一个让人自卑的标签,被贴上者在其后的岁月里受到另眼相看。但大姐再次以她的聪明好学和刻苦努力,在1978年的研究生考试中胜出,获得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机会,撕去“工农兵大学生”标签,成为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研究生,留在天津大学土木建筑系继续深造。我那时在上幼儿园大班,至今仍能记得大姐考研究生时家里的紧张气氛,以及初试、复试一次次成功后的兴奋和喜悦——那是24选2的激烈竞争,大姐最后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入选。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但我觉得这只是表象。在获取知识的路上,是坚强的意志和远大的眼光支撑着人们作正确的抉择,百折而不回。所以我要说,是意志和眼光改变命运。

 

 

大姐去天大上学的这一年,我哥被下放到了铜陵县。那时的下放政策,规定一家只能留一个孩子在身边照顾家庭,其余的中学毕业了都得下放。1975年我三岁,也占一个留在身边的名额,所以我哥和小姐(即我二姐,我一向喊她“小姐”)都在应下放之列。不过小姐后来没走,因为爸爸未雨绸缪,在哥哥初二时请求学校让他留了一级。他那时很皮,念书不好;最主要的,他留级后跟我小姐成了一届的,可以利用另一条下放政策,免去一个指标——一个家庭同一年可以只下一个。在决定谁下放的家庭会议上,哥哥和父母的意见一致:应该让女孩子留在家里,放心些。其实爸妈为哥哥操的心可不少。他初中时曾和一帮“坏小子”成了哥们,常在一起混。我爸坚决要把他们拆散,见“坏小子”上门就没好脸色;又带他去各处钓鱼,修身养性。那帮曾经的小哥们里,有不少长大后在 “严打”中遭了殃。

 

哥哥在农村吃了很多苦。他体质不是很好,但因个头较高,看起来外向活泼,常被当作壮劳力,拉去做出力的苦活。我哥颇有玩的才能,吹拉弹唱、打球游泳、象棋扑克样样精通,在知青,尤其是女知青中颇受欢迎;同时他又血气方刚,爱打抱个不平,所以也容易和别人,尤其是男青年结下梁子。我哥说他曾差点遭到暗算。他从小调皮好动,用我妈的话说是 “(文革中)哪里打枪往哪里跑”,小半辈子里经历过各种极其危险的事情,差点淹死、摔死、被枪打死、被砖砸死、被棒闪死、被车压死。。。。。。可谓九死一生。危难时刻不是有贵人相救,就是依靠自己极快的反应速度和应变能力化险为夷,平安度过。但他读书就不如我大姐那么好学刻苦。初二时被我爸强令留了一级后,开始收心,学习情况才好转起来,成绩“嗖嗖”往上冒,高中时在四中成了学习委员。在下放的时候,因为姐姐被推荐上了大学,觉出希望所在,看书算积极的。有机会到铜陵市一中我爸的老朋友家里复习时,还受到师长表扬,夸他真能坐得住。

 

很快一年多过去了,恢复高考的风声越吹越大。1977年冬天高考时,哥哥下放尚不满两年,据称不得报考。直到考前20多天,才来确切消息告知可以参加考试。我哥立即回城复习,却在家生病发烧,耽误了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他是在铜陵报名的,须在铜陵考试。回铜陵后,我爸写了封信,交由家住铜陵县的我叔叔转给他。信中叮嘱我哥考试时要胆大心细,坚持到底,“哪怕前面几门都考零分,最后一门也要全力考好。”里面的逻辑是,你觉得考得不好时,别人也可能不好,你绝不要因此气馁,自己放弃了哪怕是一丝的机会。这条考试心理准则,我是从小即被灌输的。

 

那年的理化算一门,特别难,哥哥在考过之后,决定放弃,躺在床上不愿赶考了。我叔叔急坏了,拉来我爸的一个学生,当时的县妇联主任一起劝说,又拿出我爸的那封信鼓励,好歹把他推进考场,继续考试。果不出所料,那一年,年龄大小不一、水平参差不齐的考生,成绩普遍不佳。传说有考生两眼一抹黑,在试卷上作诗曰:“老帅:小子本无才,父母逼我来。今日考理化,鸭蛋滚下来。”阅卷老师看后和曰:“老帅也无才,组织派我来。今日改理化,鸭蛋用筐抬。”那“老帅”,却是“老师”的别字。这两首打油诗,一时传为笑谈,是文革后第一届高考的著名场下花絮。哥哥因为数学考得好,“扳了本”,成功超出本科录取分数线,进入安大无线电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在大姐和哥哥的专业选择上,爸爸“重理轻文”的思想起了决定性作用。他觉得国家要兴盛,唯有靠科技。学理工科能掌握实实在在的真本事,到哪里都可安身立命,养家为国。而文科,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背背抄抄的全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而且在中国还容易因言获罪,引火烧身。这其实也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普遍想法。文革之后,百废待兴,人们对知识的渴望空前高涨,对知识分子则极为尊重向往。民众普遍有“重理轻文”的思想,希望学点扎实有用的技术。不象到了80年代后期,经商大潮涌起,一切向钱看,文科、尤其是商科开始大行其道。所以大姐当时可以去安大外语系学德语,爸爸没选,宁愿去遥远的天津读一个工科专业。哥哥学的也是一个理工专业。

 

到了小姐这里,情况因人而变。

 

小姐在家排行老三。据说这个排行的孩子,大都倔强有余,讨巧不足。小姐正是如此。因哥姐长期离家在外,我又幼小无知,家里孩子中她承担了最多的家务劳动,比如洗衣、洗碗、打扫卫生、买油盐柴米酱醋茶、做煤球、带我,等等等等。我记得她带我睡觉,我们俩不知为什么疯笑,爸爸进来呵斥,我们躲被子里憋笑的情景。还有一次小姐出去了一天,据她自己回忆是下农村看大姐了。傍晚我在阳台上张望,看到她斜挎着军书包在夕阳的余晖下走来,就飞奔下楼迎接。小姐说我口中喊着她,扑向她怀里,别提有多亲热了。但她是个慢性子,有点懒散,做事常拖拖拉拉,脾气又犟,所以挨骂也最多。其实她是一个特别单纯善良的女孩儿,长得在我们家女孩中是最漂亮的,却从不以为意,性格内向害羞。高中毕业后没有下放,待业在家,除了帮做家务,还为安大刻钢板,补贴家用。那时试卷都是油墨印刷,需要在蜡纸上刻出字迹,然后付印。我看着小姐刻钢板,觉得这活儿非常好玩。半透明的蜡纸都是一卷一卷装在带盖子的硬纸筒子里。从纸筒里抽出一张,铺在一块钢板上,用钢针笔在蜡纸上用力写字,针尖和钢板摩擦,发出挺好听的“咔咔”声。其实这是个费力又单调的工作。一张卷子几毛钱,小姐一笔一划刻出每月五六十块钱,全部上交家里,自己不会想到留取分文。那些钱对我们的家庭有如雪中送炭,帮助全家度过难关。期间曾有招工机会,但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名额被别人拿走,小姐只能去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当工人。那时全民所有制单位是“铁饭碗”,工资福利都好一些,集体所有制是“泥饭碗”,各种待遇也差一些。爸爸拒绝了这个招工机会。现在想来,如果当时去了工厂当工人,今天我们家就该有一个下岗工人了。

 

1977年小姐和哥哥一起参加高考,没考上——她的作文交了白卷。原来她没来得及把草稿上的作文誊到试卷上,并且把草稿揣兜里带回了家。我妈说他们当时气坏了——怎么这么慢慢吞吞?干嘛不把草稿一起交上去,宁可交白卷?这个迷迷糊糊的小三子!那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有不少通融的地方,比如其实作文交草稿也可以。

 

1978年的高考变成夏季考试,与77年高考仅隔半年。爸爸决定让小姐停考一年,用更充足的时间,养精蓄锐,备战79年的高考。鉴于小姐的数学和物理不是很好,语文和外语则一直不错,爸爸让她备考外语类专业,因为那时这个专业不用考数理化,小姐的相对优势将更为突出。这时又有招工机会出现,小姐因英语较好,可以去当中学英语老师。爸爸托人将她从市区中学老师调换成安大西门外一个郊区小学的英语老师。这在当时是个让人不能理解的举动——且不说从中学到小学是降级,很多人为了从郊区调到市区工作不知要费多少脑筋呢!但山人自有妙计。爸爸得意地说,那个郊区小学,离家又近,学生又少,有大把空闲时间用来复习迎考,再合适不过。小姐在这个小学里有点另类:大小会议上常闭着眼睛,不知在默诵些什么。

 

1979年的高考开始,小姐默诵的东西派上了用场。她在历史快考完、检查试卷时,灵光闪现,发现几张试卷的页码不连贯,居然少了一张卷子!那天下大雨,爸爸跑出去看她回来没有,走到安大灰楼那儿时,雨大得都看不见路。邻居家赶考的孩子都坐校车回来了,就小姐没有人影,怎不让人焦急!原来监考老师发现这一错漏情况后,经请示上级,决定多给小姐20分钟时间,让她做漏发的试卷。好多老师都围在她身边看。监考老师发现小姐的名字和她以前的学生只差一个字,就问她可认识那个学生。小姐说:“他是我哥。”这位老师非常热情,在旁边给小姐扇扇子。好几年前,这位老师是哥哥初中的班主任。有一次以哥哥为首的安大子弟和以另一个男孩子为首的南七小孩要打群架,双方剑拔弩张,准备动砖动刀,班主任劝不住,紧张万分又无可奈何。爸爸有时会跑去学校跟老师联系,询问小孩状况。正好这天他从班主任那里得知这一消息,便自告奋勇当调解人。班主任开始很犹豫,怕爸爸偏心反而激化矛盾。但死马当活马医,就依爸爸所言,找来两个对头。爸爸跟他们俩了解事情经过,然后首先把哥哥批评了一顿,让他向对方道歉。哥哥一道歉,那个男孩马上也开始自我检讨,一场势在必行的激战化解了。班主任大松一口气,对我爸感激得不得了,说他真有办法。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这位哥哥当年的班主任现在成了小姐的监考老师,而且监了一场这么特殊的考试!

 

我还记得录取情况出来后,哥哥去打探消息的那个夜晚。我们全家在楼下乘凉,我坐在大竹床上。哥哥出现在我们楼前的小路上,身影在路灯的黄色光晕中显得更加瘦长。妈妈后来形容说他摇头摆尾的,一看就知道准是喜讯。小姐上了安大外语系,她的总分考得不错,英语成绩更是名列前茅。

 

至此,我们家的三个大孩子都读上了大学、研究生,这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事情。因为那时考大学很难,录取很严格,即便是学校子弟,不到分数线也上不了大学。学校里很多人都说:也不知老章用了什么方法,考一个取一个?!

 

到了我这儿,一切按部就班,简直没什么悬念。我是我们家唯一从幼儿园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一路读到高中、大学的人,没有耽搁,没有挫折,没有经历过艰难困苦。虽然高考时生病发烧(这在《我的高中时代(十二)》中已有记述),略有波折,但比起哥哥姐姐们的坎坷,就像大海中的一朵小浪花,不足挂齿。即便如此,还是费了全家人不少心。记得哥哥那时正在北京,特地写了一封信来鼓励,那好象是迄今他写给我的唯一一封信。大姐夫远在重庆,鞭长莫及,二姐夫那几天成了英雄的运输大队长,每天骑车接送我去医院。嫂嫂在家做饭、看家、通风报信。姐姐们自然也是心悬一念。我爸每天在场外陪考,叮嘱我妈在家看好电话:如果我在考场上有情况,就打电话来让她从安大校医院找救护车派去。我妈说她那几天坐立不安,不知干什么好,特怕有电话铃响。妈妈埋怨爸爸说,四中离安医门诊部那么近,就是有情况,干嘛要让我从安大找车?害我那样担惊受怕!爸爸笑笑,说以备万一么。

 

爸爸以他的智慧和胆略眼光,推动哥哥姐姐们在上大学之路上越走越宽,可以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他在我的大学选取问题上,替我做了一回未经我同意的主。那都是出于对孩子的爱护之心,和历史性的自信。我虽不乐意,但纵观全局,爸爸对我的这个举措,产生的后果可能无所谓好坏;而他为哥哥姐姐们的设计指导,带来的人生变化却是巨大的,令子女受益终身。爸爸也说,我们家只着意于上大学,却没有考虑上好大学、出国,还是有局限性的。但人做各种决定,只能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状况(哥哥和小姐上安大可以节省不少费用,这对当时我们家很重要)。倘用时过境迁后的标准去衡量当时的决定,就太苛刻了。哥哥姐姐的同龄人,幼年时期遭遇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没饿死就算幸运;学龄阶段碰上“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耽误了青春,吃尽苦头;改革开放后多半人没有文凭、没有书本知识,评职称、晋职、涨工资甚至分房子,处处落人下风;进入中老年时一切市场化了,很多人单位不景气,难逃一个“下岗”,且生死自负!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人好似中了魔咒,被命运鞭赶着去追逐苦难。我的哥哥姐姐,虽一样经历磨难,却得以破除这个魔咒,人人搭上历史重新出发的车次,安心驶往正确的航站。

 

爸爸在过七十周岁生日时,曾作对联一副:

 

七十述怀 1998

想当年创业无门 天地一孤舟 远港无边 更何况翻云覆雨 恶浪排空 日日提心吊胆 年年衣食难周 百折不回头 才赢得白首裘衫 黄童纸笔

 

愿后世治家有道 子孙千色树 着根有土 还必须灌水施肥 整枝防病 时时慈父(母)严师 世世德才兼备 四方同顶额 都说是苍穹星月 碧海航灯

 

我们有这样为子女殚精竭虑、死而后已的父母,有这样胸怀宽广、目光远大的父亲,实在是人生之大幸!我不敢保证做“苍穹星月 碧海航灯”,但愿努力,力争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慈母严师,让我的孩子,不要辜负了爹爹奶奶的期望,辱没了家门。

 

2009-09-27

 

附:历史资料

1. “工农兵大学生”是什么?很受歧视吗?为什么?http://www.baidu.com/s?bs=%B9%A4%C5%A9%B1%F8%D1%A7%D4%B1&f=8&wd=%B9%A4%C5%A9%B1%F8%B4%F3%D1%A7%C9%FA

 

2. 什么是”工农兵大学生”?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0047620.html?fr=ala1

 

3.恢复高考:

http://baike.baidu.com/view/23593.html

  9 Responses to “饭桌拾遗——大学,大​学”

  1. 顶三犟子姐姐

    wh 于 9/29/2009 10:25:12 PM 回复

    一般来讲, 老三有遗传优势也最讨父母喜欢。 辛弃疾都写过最喜小儿无赖。 都是wy这个万恶的小尾巴,让这个三姐姐倍受欺负。

  2. I was holding my breath when reading DaJie’s stories. I am not sure how she managed to go through those days.

    I hate those 考试. They still woke me up in the middle of night sometimes. But ironically I did all the tests that I could possibly take. GaoKao, Graduate School Entry, TOEFL (two times), GRE, and even the Ph.D qualification in US. Lao Yang holds the glory of not doing any of these tests, and I am holding the record of taking all of them. That’s why we became the best friend.

    After finally I am done with the tests, I am half way through my life!

    robulinca 于 10/2/2009 11:26:01 PM 回复

    真的呢,你可能是我班考试纪录的保持者。老毕同志也许是个挑战者(不知他托福考了几次,qualify exam又考了几次)。我姐她们那一代人吃了很多苦,磨炼得比我们坚强多了。

  3. 其实我上面本有个小哥哥,“文革”中搞“备战”,强令疏散城市人口,外婆带小哥哥去了老家。小哥哥在1970年8月5日中午,和另一个“避战”男孩一起溜去水塘游泳,双双淹死,时年7岁。我爸说那个小哥哥“灵秀活泼,聪明可爱”。当时我爸被下放到农村,常年不得回家,出事后才得以回家处理。这是我们家庭永远的伤痛,至今无人敢在父母面前提起。爸爸为小哥哥专门做过《哭平儿六首》,其中一首写到:

    探平儿墓1975年

    雀跃依稀握别情,忍看荒塚向黄昏?
    山隈土失无蓬草,坡底坟低有窟窿。
    寒夜谁怜儿骨冷,长年我哭鬼肠空。
    绵绵此恨何时了?千里空馀血泪痕。

    父亲说那段岁月不堪回首,除了因为国家和个人前途无望,更暗指这类惨剧给家庭带来的灾难。当然,这个惨剧的弥补性后果是我的出现。

    wh 于 10/5/2009 12:15:06 AM 回复

    如果我母亲还能看到这一篇的话,会痛哭不已。 因为我们家同一时间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虽然严重程度要轻的多。 “备战”具是指文革中zf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会爆发,而主要攻击手段是原子弹。所以大中城市疏散群众。 具体到我母亲的乡村小学,是挖地道(防空洞)。 当时一无图纸,二无技术员。 小学是按照挖井的方式来干的。 先垂直挖一个竖井, 再横挖。地道的井口既无围栏也无警告标志。 出事那天我母亲照例参加政治学习开全校大会听报告。母亲事先叮嘱一个小学生照看我的哥哥。 并给我哥买了甘蔗做零食。 结果在操场上疯跑的哥哥很快就掉下去了。 幸运地是,地道里有一个没有资格参加政治学习的黑六类分子在劳动。 幸亏他把劳动工具从井底挪开, 哥哥得以落到粘土上而不是锋利的工具上。 也幸亏他及时发现并大声呼救,哥哥被及时拉出井外。 更幸运的是有个学生家长是医生,正好在场。 她采取了抢救措施,把哥哥从昏迷中救醒。 然而到了晚上,哥哥又出现严重脑震荡表征,比如喷射性呕吐。 父亲还在遥远的合肥, 母亲一个人心急如焚。药(包括奇怪的中草药)灌了无数也不见好。 我不知道哥哥在床上躺了多久,但是许多人来看望过哥哥,都劝我母亲放弃这一个,再要一个孩子。可见哥哥还是挺严重的。

    • 今天帮我爸整理诗集,他把《探平儿墓》改成一首词:

      鹧鸪天 * 探平儿墓 1975年

      雀跃依稀握别情,忍看荒塚向黄昏?
      烽烟未起城偏散,不问安危我恨深。
      天无道,水无情,抚坟捧土唤儿魂。
      从今随我回家去,地老天荒永不分。

      他跟我说起,他当年去探平平的墓时,曾经取了一捧土。同一次行程中,他也在自己母亲坟头取了一捧土,想带回合肥,放在一个青花盆里,种上松树,让祖孙从此在一起,也是一个永久的留念。但是这两捧土却不翼而飞,他估计是他的姐姐偷偷扔掉了,就像她曾经偷偷扔掉他收集的平平的玩具一样。我姑妈是希望让过去的过去,不想让他触景生情。爸爸说,我知道她是好心,也不好怪她。说起这些往事,他是强忍哽咽的。我努力用简单明了的语调跟他核实所需修改的字句,想冲淡那份悲伤。当我的眼睛忍不住氤氲,幸而我们各据一台电脑,相距颇远,他看不到。

  4. WY家是个人间惨剧,我们家算个悲喜剧吧。父母其实已经铁了心不要第三个孩子。 因为此事件的发生, 多了个弥补性后果的我。算是意外之喜吧。

    05年哥哥来我们家小住,还回忆他身体腾空时的感觉。好在他除了每年定期头痛,尚未见其他后遗症。那一年哥哥才五岁。

    这类惨剧是人祸不是天灾。

    robulinca 于 10/5/2009 12:58:28 AM 回复

    来,拥抱一下!

  5. google了一下,发现是中共九大定的调子。

    http://book.ifeng.com/section.php?book_id=972&id=68035

    3、疏散城市人口、物资,这是当时各地普遍开展的活动之一。1969年10月中下旬至年底,一批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郑州等大中城市的高等院校被外迁,一些高等学校或被裁并,或以办"五·七"干校、试验农场、分校、进行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在农村建立"战备疏散点",将大批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下放农村。与此同时,大批中等专业学校被裁并,教师和干部被下放。青岛市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在1969年12月15日晚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议定,在当时全市92 万人口中应该疏散的人员约四五十万。市里准备将三所高等院校迁往农村,将原定分迁内地的28个工厂企业全部搬走,并将科研机关的研究人员全部迁往农村。这种疏散不仅给国家财力物力造成很大损失,也使广大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城市居民的生活、工作受到很大的冲击。

  6. 非常感人。 类似于汪洋家的故事有不少也发生在我的家族,感慨。章老伯实在令人敬佩。

  7. 非常感动,虽然我们两家是很近很亲的邻居,知道章叔是一位严厉的人。看完了你们四个孩子艰苦的求学史,父亲,在这个家庭中所发挥的举足轻重地作用。还记得小时候你贪恋我们家经常有好吃的而羡慕生长在我们这个家庭,其实我又何尝不羡慕生长在你们那样一个民主而注重知识的家庭。然而年已增长,已接受这宿命的安排,人投胎来阳间一遭,可能都有各自背负的使命吧。

  8. 呵呵,我妈说我是“隔锅饭香”。不过你妈的烧菜手艺可能就是比我外婆好。我小时候倒是真的很羡慕你老有新做的合身衣服(有的还有漂亮的花边)、新买的合脚鞋子穿。我的衣服鞋子都是灰头土脸、大几号尺寸的——一来这样节省,二来我爸那时“左”得很,只许朴素,不许“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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